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
我们这次研讨会呢，进行了一天半的时间，在研讨活动准备的过程中，大概收集了53篇论文，到会的专家学者前后大概有70多位，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四五位，小组会上每个人基本上把自己的观点文章都做了论述，这次不巧的是，因为这个时间，各单位都很忙，很多重要的一些学者，他们都无暇来参加，但是他们的论文都发来了，使我们整个的研讨水平，我感觉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高的。
今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80年前的12号，就是这月的12号在西安发生了兵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激烈的对抗到和平解决，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共双方的矛盾交织到化解，从剿共到联合抗日，似乎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尤其是对西安事变的国共双方的主角以及参与人员，其人生轨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来，对西安事变研究以及撰写的论文，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有人会说西安事变研究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但我认为，今天我们研究西安事变，一是应该站在更高角度，从历史的大脉络来全面看待这段历史，俯览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对其今后的影响，同时随着时间的衬垫，我们也可以更加冷静和客观地来梳理分析这段历史。
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海峡两岸相关史料的逐步解密，以及前苏联有关共产国际史料的公开，这些对研究这段历史都有着巨大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解读分析其中的一些谜团，有助于我们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观点。因为这段历史交织着各方面的利益与诉求，抗争与妥协，以至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研究有着不同的观点与解读。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根据更加完整的史料，来研究这段历史，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西安事变以及相关人物对我们国家民族所做的贡献。例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何应钦、戴笠，这些过去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比较忽略和不重视的地方，在大陆这方面，由于政治的客观原因，对于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就会有一个比较全新的认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快速西安事变研究的重要原因，下面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三十年代开展西安事变研究的回顾，80年了我们需要简单做一个回顾。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些学者了解一下，这对我们整个来讲是有一定好处。西安事变经过了80年，当年的亲历者基本都过世了，他们为推动西安事变研究所做的贡献需要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留存下来的历史史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长期以来，西安事变研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以及史学界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但由于1949年以后，两岸的对立，考虑到一些当事人的情况，研究西安事变只能是零散的，建立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基础上，官方公布的资料很有限。从大陆方面看，正面评价西安事变及张杨两将军的多，张杨亲属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代表，每逢西安事变的周年，一般是五年，刚开始是五年，逢五逢十在中共方面都举行一些纪念活动。在台湾方面看，则是以叛逆加以反思，张、杨是在台湾小学生的课本，作为历史罪人被定在书本上的。双方不仅观点对立，两党对于史料的公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对西安事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前50年可以是这样。国共两党大规模开展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与收集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61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35周年的座谈会上，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向周恩来建议，需要把西安事变的史料趁还有很多亲历者健在，把有关资料留下。这个起因是因为杨虎城的部下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18年周年感言》，这个感言就被蒋介石看到了，看到以后他就命令被管束的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事实的文章，张学良奉命不得不写下这个回忆西安事变，随后这篇文章，通过各种渠道，在台湾先发表，之后又流传到香港，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一个西安事变资料小组，当时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中央统战部部长负责收集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为编写西安事变史做准备。小组成立后，就从1962年开始征集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各地文史办公室也征集到资料送到全国政协，这批资料经过文革，大部分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文革结束后，为了推动国家统一，西安事变小组又恢复了工作，增加了新的人员，继续以全国政协文史（当时叫文史委员会）为机构，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与研究工作。在西安事变50周年期间，这个小组组织编写了《西安事变简史》、《西安事变亲历记》、《杨虎城将军传》、《张学良与东北军》等一批书籍，形成了大陆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基本观念。当时由于两岸还处于对立状态，处于保护张学良将军的原因，有关西安事变的其中一部分资料，当时还不能公开发表使用，有些研究成果，以及西安事变为情节编写的影视剧，当时都要送到全国政协的西安事变小组审读。总之，禁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对张学良将军管束的放宽，对西安事变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张学良恢复自由以后，一段时间在大陆上出现了一段张学良热，电视剧等各种东西特别多，关注点更多的是西安事变捉蒋、放蒋的戏剧性变化。这段时间出版很多有关资料、图书。国内以西安事变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始于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由西安事变研究会、陕西省社科联与陕西省统战理论协会，在12月份召开了西安事变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来自全国22省市的专家学者，有154人提交了145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西安事变的前后各种矛盾产生变化，事变中的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关系，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事变发动者张、杨两将军的功绩，以及其他主要人物在事变中所发挥的作用，都进行了一些论述。
到了1996年，西安事变60周年时，陕西省政协、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会，就召开了西安事变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主题为“纪念西安事变与弘扬爱国主义”，西安事变研究会本身就是在全国政协还有当时陕西省委的关怀下成立起来的，一直也受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的指导，当时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黄森先生亲自到会，发表了讲话，与会者不仅有国内的学者，还有来自港台的学者。从提交的论文看，由于资料条件和客观环境的改善，西安事变研究在当时来讲取得的成果就比以前更加大一点，再补充一点就是在西安事变50周年的时候，当时两岸还处于比较敌对状态，两岸没有办法直接坐到任何一方来进行学术研讨，而当时由美国的学者在美国举办了一次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们米会长当时就作为大陆方面代表参加过这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专家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在一些问题上还形不成一些比较完整的认识，而且台湾方面带队去的人，对大陆方面的戒心和敌意还是相当充分的，不敢接触，因为当时蒋经国的整个政策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
2006年，由中共党史学会和延安档案部管理学院，在延安档案管理学院又举办了西安事变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的内容，前来的台湾的学者就比以前相对又多了一点，内容也更宽泛一些了，而且有些资料，就开始逐渐紧密了。当时宋子文的西安事变的追记，已经公开了，所以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台湾方面是从1990年左右开始在张学良于台湾举行90诞辰，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研究才比较公开，尽管此前出版过一些关于西安事变的始末之研究，但研究西安事变始终是官方的一个禁区，其主导的观点主要是谴责张、杨发动事变，大逆不道，造成了中共作大，张、杨是千古罪人，从1990年到2007年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围绕张学良晚年的一些活动报道，也开始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张学良的一些文章，比如提出东北易帜，挥师入关，西安事变这三次历史事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二是出版了一批与台湾当局传统理念不同的一些研究书籍，其中有旅美学者和大陆学者的著作，海外学者与大陆学者的历史观！与台湾学者有较大差异，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台湾学者全面了解西安事变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三是在台湾举办过两次影响较大的有关于西安事变的研讨会，一次是在西安事变60周年，一次是在2001年张学良病逝时，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以及张学良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传统的观念，其文章主要在传记文学，近代中国，国史馆馆刊，历史月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提刊刊物，近年来才出版了部分张学良以及杨虎城的一些传记的书籍。2012年，由我会联合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在台湾夏朝基金会，绍棠史学会的协助下，举办了海峡两岸西安事变研讨会，这可以说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就西安事变专题进行了研讨，会议期间两岸学者，就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与事变的关系、西安事变资料的公开与真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讨和论述。通过在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三点共识：一、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二、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走向；三、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以及杨虎城将军，发动事变的主观动机并非出于个人和集团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大义。这次会议对于推动西安事变研究和建立两岸的历史共识，意义和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2013年11月，我会与中国交流文化促进会，陕西省政协，省统战理论学会，西北大学，共同举办了纪念杨虎城将军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18位学者及代表发言，就杨虎城将军生平爱国思想及其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对杨虎城将军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转变，从叛将到爱国将军，从认识杨虎城所作的西安事变兵谏，是不可为、不应该转变为不得不。有论者指出，杨虎城诞辰之时，正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他的一生是实现反抗外来压迫的一生，所以他不同于中国近代多数的政治人物的地方，是在于他真诚彻底地贯彻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这个原则置于了其他意识形态之上，超越当时大多数人惯用的党派指征。会议的成果以及会后的交流、参访、活动，与两岸之间研究单位，建立起的长期合作关系，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两岸文化的交流与认知，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我们对西安事变历程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到海峡两岸在不同时期，西安事变的研究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尤其30年来，对西安事变的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原先是各自闭门研究，到两岸对成果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史料的交流，参与研究部门与学者也日益增多，能够更加客观的进行学术观点的交流，同时对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张、杨将军，中共与国民党，共产国际，国共两党的关系等等都有着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不同时期存在的问题，以及早期对西安事变的研究，还都处于一种在禁区的边缘，对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程作用褒贬不一，很多是处于党派的立场来解释解读现有资料。
二是时代的局限，公布和可提供的研究的史料不多，以致造成研究者只能就米下锅，也就使得研究者的眼光不够宽泛，视野不够开阔，有些疑问也只能等待有些史料的公布才能揭开；三是研究的不够深入，没有从历史的脉络和发展，分析西安事变的必然性与重要性，更缺乏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探讨西安事变所蕴含的共识，缺乏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解读西安事变的论著。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一大批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得以公布公开，其中一些是当事人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例如宋子文的档案，蒋介石的日记，张学良的回忆和他的口述历史，张学良的回忆是两部分，张学良在1955年亲笔写下了一个西安事变，这个东西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台湾的大批档案以及前苏联共产国际的档案开放，西安事变涉及国内当时诸多政治力量，主要是国民党阵营，这些人物的档案史料大部分完整的保存在台湾，台湾方面前几年，对这些资料的整理与公布也有很大的松动，到今年为止，这些资料又被民进党政府给关起来了，还有本会为西安事变所做的资料的收集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历时五年收集西安事变，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历史资料，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从1962年开始工作，历时三代文史工作者的努力在4年前完成了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我们研究会有三位会长和副会长，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也做了一定的巨大贡献。这个巨著到上个星期，正式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校印阶段！应该是在12月底能够面世，这些历史资料档案的公布，它是比较全面的。我们尽可能收集到了中共党内，国民党，台湾国史馆以及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有关西安事变主要的一些资料，还有特别这几十年来，两岸参与过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的回忆录，文字量达到400万字，这就为今后研究西安事变，研究探讨西安事变的真相，创立了一个平台，奠定了一个资料基础，今后青年学者就不需要到各处去奔波去找一些东西了，因为这个基本完整。在两岸目前来讲，还有极少量极少量的一部分档案还没有公开，但是这些没有公开的资料，已经影响不到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我们今后的西安事变研究，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这是第一个，想给大家汇报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讲一下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1936年的西安事变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促进了国家民族团结，形成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是大家一个不容置疑、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从后来的结果看，就是认识上差异很大，有的说，共产党从西安事变获利，国民党从西安事变败落，我认为这两点都不对，都不完全对，首先西安事变的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通过西安事变我们民族自相残杀的十年内战终止了，能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抗战和最后取得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是第一个受益者，是我们民族，第二个受益者，是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此之前，中国虽然有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是被外敌侵略，被内部各种反对势力时刻准备推翻和颠覆，当时存在的最大的反对党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从国民党内部讲，当时有汪精卫，胡汉民，但是他所代表的一派。从南方讲，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从四川的刘向，云南的龙云，再到这个西北盛世才，那是完全依附于苏联，所以在华北上讲，韩复渠，宋哲元，所以蒋介石他的国民政府，当时是处于一个严重的内外危机之下，而通过西安事变，蒋介石真正成为了中国的领袖，国民政府成为大家各方面所拥护的一个政府，所以中国的抗战八年，能够得以顺利的能够坚持下来，和这个政治上的统一，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所以当蒋介石枪毙韩复渠的时候，在国内没有任何的异动，当刘向被毒死在汉口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异动，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通过西安事变奠定了一个政治基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十年内战中所坚持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当拥护的国民政府，陕甘宁只是国民政府下的一个行政区，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所以西安事变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对我们坚持了八年抗，以及最后取得的抗战胜利，它的历史和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国民党的衰败根据不是因为西安事变，刚才郭先生已经讲到了，首先国民党在西安事变整个来讲，他们就没有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经常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倡导中山先生的遗训，但是在思想行动上都是违背了中山先生，所以这样，失掉了大陆，后来现在，又失掉了台湾，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自身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回顾这段历史，为的是要继承事变中的爱国主义，革命主义精神，缅怀在事变中为国家民族存亡所作出的牺牲与风险，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不但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化解历史恩怨，有两岸的恩怨，也有我们大陆内部的恩怨，对于怎么来认识历史，形成历史共识，分享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这对于今天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发展，是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正如当年台湾的退役将领下乡周先生说的，国军与共军虽然理念不同，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统一，目标是一样的，海峡两岸开展西安事变的意义，也在于此。
第三，西安事变研究的未来的展望。西安事变在中国抗战史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海外学者同仁的一个共识，对西安事变研究，相信随着史料的不断的解密与公开，两岸学者交流的增进，能够看到有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在继承和分享前辈的学术成果时，我认为更需要把握几点，一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要更加系统全面进行研究，不要片面简单的盲信一些专家权威的结论，对政治事件人物的研究，一定要从档案、口述、日记等多方面进行笔调分析，不要简单的单一轻信一方面的东西；二要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更加客观深入的研究，不能为了个人目的，对史料断章取义的加以解读历史；三是要观点鲜明的反对历史造假，比如有人为了美化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发表蒋介石关于九一八纪念日记时就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法解读，因为蒋介石有两本日记，一本日记是他自己写的，一本是他的工作日记，有的人就采用对他有利的，就用他的工作日记，对他另外一部分有利的，就用他的私人日记，有的历史学者，居然能称，就是不知道蒋介石杀害杨虎城这个历史事实。有的人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一些资料，不时抛出一些新观点，哗众取宠，试图否定西安事变对民族团结的伟大贡献，如此等等的这些都不是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作为我们西安事变研究会，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历史资料，从档案柜和专家个人的抽屉里要解放出来，还给大众，还给广大的青年学者，使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来置身我们民族的历史根源，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安事变恰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促进民族团结的事件，解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政治手段技巧等等，在当今时代都是值得称颂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需要以更加实事求是，科学认真的态度，对民族历史以负责的精神，来继续推进西安事变的研究，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认识，不足不妥之初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