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它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开端和走向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新疆网讯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它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开端和走向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时过境迁，西安事变已逾近八十年，有关西安事变研究的新资料、新课题不断涌现，一个真实的“西安事变”渐渐浮出水面。
据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馆员徐燕所著“史迪威谈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研究”中，借“美国军事情报密档”（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l911-1941）（以下简称“密档”）提供一种研究视角，来分析在西安事变期间，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关键事件“西安事变”，进而了解美国驻华官员对于影响中国的几位历史人物的定位以及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研判。
“密档”中的史迪威报告虽已是过往云烟，但所保留的记录则是真迹文件，至少可使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中国学者，特别是尚无机会阅读此“密档”的专家学者，对于史迪威早期在华担任武官的情形有更多一层了解。
从史迪威的报告中，虽很难看出史迪威与张学良有任何直接来往关系，但却可推知他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内部或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否则凭道听途说，不会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经过情形及其演变有如此深刻的了解。
在西安事变期间，即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提出的报告中，史迪威曾多次评价张学良仅有匹夫之勇：“以张学良过去的记录而言，实在是一个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及毫无用处的一部伤心史。”
史迪威对周恩来早有好评，认为张学良意志薄弱，必不敌周。他说：“考虑到东北军当时的情况，张学良能够轻易为共军的宣传所动摇，这也毫不奇怪。当时，据说他首先见到了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他的睿智和教养将对当时意志不坚定的张学良产生极大的影响”。
史迪威对张学良劫持蒋介石而不加杀害，以及释送蒋氏返京并请罪等种种作为颇为不满，故而苛责。实际上，中外国情不同，文化各殊，以美国治事标准苛求张学良，也未必正确。但史迪威的报告必然影响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后来美国与英国决定岀面调停护送张杨二人平安出国，不为无因。
史迪威在报告中数次提及两个记者，一位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另一位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英国《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驻华记者斯诺的报道：“斯诺认为红军愿与中国所有军队、党派及个人联合抗日，甚至可以包括中央军（南京）在内”；“根据斯诺的报导，红军并未虐待人民，对外人及外商亦无敌意，不干扰华商，征税很少。斯诺在红军中未见任何苏俄顾问。红区欢迎外人参观访问”。
史迪威在报告中借斯诺之口，充分显示出有袒护共产党的倾向。正因如此，他认为共产党对于张学良本人及其所部的统战是成功的，才使东北军抗日心切而无反共剿匪之心。
本文行至此处，不得不提另一外辗转千里，突破重重艰难险阻来到西安的英国记者。他就是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也成为事变期间唯一进入西安的外阜媒体人员，为揭示西安事变真相，传播真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贝特兰看来：“事变的全过程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一幕幕展开，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两个突出的中心人物。但这不是一部表现个人野心的话剧。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人们从中感受到了军队的群情激奋；这也不是个人的政见之争，而是关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是一场可能会席卷全中国的伟大民族运动......我们原以为，随着蒋介石的释放，一切都结束了，而此刻我才认识到这种见解是多么的错误！这场运动必将继续下去。”
贝特兰是最早在国际上把西安事变定位为远东历史和中国民族斗争史转折点的人。在《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的序言中他写道：“西安事变的真正政治意义在于：它的降临对许许多多的观察家来说犹如晴空霹雳，其结束也同样的出人意外。在经过长期抗议政府对爱国运动的镇压，以及继续打耗费数百万中国人民性命的内战之后，当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面临紧迫威胁的时候，西安事变是一系列抗议活动中最后也是最有力的一次。”
“张学良带着义无反顾，蔑视一切的神色高举的造反旗帜，就是一面民族防御、民族团结的大旗。蒋介石所面临的选择，也就是内战，还是要国内和平；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还是继续进行民族革命斗争”。
“这种选择对中国人民的未来至关重要-----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时期！即使是事变爆发的那个冬天，在西安看来，中国要建立起民族团结统一战线，若非不可能，也会很遥远。然而，现在它已成为中国能够生存的基本条件。仅从这一点看，西安事变也必定成为远东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历史转折点”。
而在1938年出版的《华北前线》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最初发射的民族抗战子弹，并不在满洲、上海或华北，而是出现于1937年12月12日白雪覆盖的西安华清池外。不了解沈阳、西安和卢沟桥这间看似偶然的联系，就会不了解远东社会力量的真实动向。”
诚然，西安事变也许只不过是其中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是不会被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