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毕生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反响强烈，发人深省，小说和杂文充满了与旧社会黑暗势力斗争的火药味，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战斗力。就是这个世纪大文豪，在20世纪二十年代之时，准备拟写一本关于唐朝美女杨玉环的小说。为了能够将这部小说写好，鲁迅先生决定亲赴古都长安，体会唐风唐韵，看看唐朝的城墙，看看唐朝的洗澡池子，踩踩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土地。

鲁迅此行，是应西北大学校长傅铜的邀请来作学术讲演的。鲁迅于1924年7月14日抵达西安，8月4日离开，总共在西安呆了21天。

从北京到西安，鲁迅偶染疾病，腹泻了几天，精神萎靡，鲁迅在西安时，共在易俗社看了五场戏，适逢易俗社成立20周年，鲁迅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送易俗社，表示祝贺。临行前又将讲学酬金现洋50元捐送易俗社。鲁迅说，这叫“取之于陕，用之于陕”。

1924年7月14日，鲁迅来到了骊山华清池。对华清池进行了实地考查，为自己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做好准备工作。当时的长安十分残破，现存的遗迹远不是古籍上说的那么一回事。残破还不要紧，政治人文空气颓唐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鲁迅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原本以为西安之行有激发执笔的“兴味”，结果反而索然。在归途中，鲁迅已决定无意写《杨贵妃》了。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鲁迅开始构思《杨贵妃》起始于1922年。写这部小说，鲁迅先生想总结唐玄宗统治期间，由繁荣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教训，历史人物李隆基与杨贵妃是一个典型的题材。鲁迅先生还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为我们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对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密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和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拿这样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做背景，衬托出一种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有一个目的就在于讽刺唐玄宗李隆基和历代皇帝，为几千年来被压在最底层的广大妇女鸣不平。

鲁迅研究了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洪升的《长生殿》等，为创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曾先后向老朋友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等谈起过《杨贵妃》的腹稿。小说的构想是从玄宗被刺一刹那间，开始倒述，把他的一生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鲁迅说，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到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7月7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上，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他授意军士的。后来到了玄宗老年之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精神疾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朦胧中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玉环还把手上的玉环给玄宗戴上，还把头上的金步摇送给唐玄宗，但天却要亮了，小说在“春霄苦短”中收场。

另据好友孙伏园回忆，鲁迅还曾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子，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另据有人回忆，还有一幕，是根据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月夜赏牡丹。由此看来，这个腹稿已基本成形，就等着有机会付诸笔墨了。

鲁迅西安之行的主要动机是为创作小说《杨贵妃》作准备。把自己置身于李、杨“风流”了10年的地方，感受大唐长安的残留气息，以充实他“破费了数年之工”的这部小说腹稿。可是适得其反，因为有了西安之行，中国文学史上少了一部鲁著小说《杨贵妃》，这实在是件遗憾事，一些鲁学爱好者一提起这次西行，总是很惋惜。一定有不少人心中嘀咕，先生真不该有这趟西安之行。